近年來，我國堅持實施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切實減輕了經營主體的負擔，激發了市場活力。在全面評估減稅降費政策成效的基礎上，2023年我國延續和優化實施部分階段性稅費優惠政策，實現全國新增減稅降費及退稅緩費超過2.2萬億元。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落實好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重點支持科技創新和制造業發展。受訪專家表示，2023年減稅降費政策成效顯著，2024年減稅降費政策安排突出強調宏觀稅負穩定，聚焦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有利于促進高質量發展。

2023年減稅降費政策成效顯著

2023年我國著力提升減稅降費政策的精準性和有效性，確保稅收政策紅利精準直達經營主體。在超2.2萬億元的新增減稅降費及退稅緩費中，新增減稅降費約1.57萬億元，留抵退稅約6500億元。

“2023年的減稅降費政策安排是國家統籌宏觀調控需要和財政可持續發展之后的結果。2023年，減稅降費政策成效顯著，且在財政緊平衡的大環境下顯得更加來之不易。”中國人民大學財稅研究所首席教授朱青告訴記者，一方面，持續實施減稅降費政策等因素使我國宏觀稅負從2012年起呈下降趨勢，特別是2022年實行大規模的增值稅期末留抵退稅（退稅額達到2.46萬億元），將當年的宏觀稅負降至13.8%，比2012年下降了4.9個百分點。另一方面，稅收在國家治理中發揮著基礎性、支柱性和保障性作用，宏觀稅負并不是越低越好。為了在發揮稅收保障功能和“放水養魚”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2023年國家沒有再出臺大量新的普惠性減稅降費措施，而是盡量把原有的稅收優惠政策用好、用足，即“該優化的優化，該延續的延續”，特別是把大多數已經到期或即將到期的稅收優惠政策延續實施到2027年底，使納稅人獲得了更多的稅收政策確定性。此舉既達到了支持經濟恢復的目的，也穩住了宏觀稅負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在保持一定政策力度的前提下，去年國家實施了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的結構性、精準式減稅降費政策，政策的支持重點集中于制造業、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等，可謂政策力度大、靶向準、效果好。”西南財經大學財稅學院副院長李建軍表示，2023年，在異常復雜的內外經濟環境下，我國取得了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5.2%、城鎮新增就業1244萬人、新辦涉稅經營主體同比增長28.3%的好成績，精準有力的減稅降費政策功不可沒。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姚東旻還注意到，除了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去年稅收優惠政策支持科技創新與制造業發展的成效最為顯著。企業所得稅預繳申報數據顯示，2023年前三季度，全國企業申報享受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金額1.85萬億元，其中制造業企業受益最廣，享受加計扣除政策金額占比為58.9%，有效支持了新質生產力的發展。

2024年政策安排強調宏觀稅負穩定

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落實好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強調落實好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就是明確不實施大規模、全面的減稅降費政策，而是實施有針對性、局部性的政策，更強調宏觀稅負穩定。”朱青說。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馬蔡琛認為，強調落實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是考慮到政策空間收窄等因素。對地方政府而言，實施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政策可能會帶來地方財力緊張態勢進一步加劇的問題，所以要審慎把握政策力度。

李建軍也表示，考慮減稅降費政策邊際效應和宏觀稅負水平的持續下降，以及財政收支壓力增大等實際問題，實現目前的宏觀調控目標不能過于依賴稅費優惠政策，所以今年進一步強調了減稅降費政策的精準性和有效性。

華僑大學經濟發展與改革研究院教授楊默如告訴記者，從國際經驗來看，審慎把握減稅降費政策力度的做法顯然不僅兼顧了稅收中性原則的優化理念，也是順應歷史潮流的客觀舉措。“目前，很多歐美國家都開始或計劃啟動增稅計劃以應對國內財政收支矛盾過大的問題，相比之下，我國的做法更加關注經營主體的感受和對良好營商環境的營造。”她說。

2024年政策安排聚焦重點領域

結構性減稅降費政策意味著政策發力有所側重。《政府工作報告》指出，2024年減稅降費政策要“重點支持科技創新和制造業發展”。

馬蔡琛表示，今年是實現“十四五”規劃目標任務的關鍵一年，“撒胡椒面式”的政策難以實現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預期目標，必須聚焦重點、靶向發力。

“2024年我國經濟將保持回升向好態勢，發展韌性持續顯現，此時的稅收優惠政策顯然更有余力進一步聚焦特定領域和關鍵環節。”姚東旻表示。

“稅費優惠政策向發展新質生產力和實體經濟的方向傾斜的做法，不僅有利于推動當下經濟回升向好，還著眼于為經濟社會發展創造新的增長點。”在朱青看來，科技創新和制造業發展離不開技術研發，技術研發屬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必然選擇。

“實際上，近些年，我國逐年加大對科技創新稅收政策支持力度，這是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而作的調整。為營造更好的政策環境，不斷優化稅收政策是必要的。”朱青說，比如，我國多次優化完善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目前一般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已經達到100%。這項制度目前已作為制度性安排長久實施，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廣大企業研發的積極性。但也應當看到，2023年我國研發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為2.64%，仍低于發達國家水平。

稅費政策如何更好支持科技創新和制造業發展？李建軍認為，需要完成兩方面工作：一方面在于研發費用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優惠、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增值稅留抵退稅、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等現行系列政策的有效落地落實；另一方面要在深化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背景下，持續優化支持科技創新和制造業發展的相關稅費制度，比如進一步完善支持基礎性研發、科技成果轉化的稅費政策；針對新能源、新材料、電子信息、機器人、數智化等新質生產力涉及的領域，設計出臺更精準、超常規的激勵性政策等。

在落實現行政策方面，馬蔡琛表示，進一步優化稅收征管程序、提升征管數字化水平是確保政策落實落細的關鍵。比如，可以進一步增強辦理增值稅留抵退稅的便利化水平，幫助符合條件的科技和生產企業優化現金流，進一步降低科技和生產企業的增值稅成本；嘗試探索針對政策執行情況的監督和評估機制，基于政策傳導鏈條，追蹤政策發布到企業落地的傳遞全過程，落實好結構性減稅降費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此外，還需要彌補稅收體系漏洞，加大稅收征管力度，完善稅收法規體系，提升稅收征管效率和服務水平。比如，利用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線上銀行和互聯網支付平臺等技術和工具，提升納稅人繳稅的便利性，提高稅務部門與金融機構等關聯部門內外協同配合的精準度，從而最大程度提升稅收征管效率，優化稅收營商環境，促進科技創新企業和先進制造業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加快新質生產力的形成。

在優化相關稅費政策方面，朱青建議，未來可考慮針對研發行為出臺更大力度的稅收優惠措施。比如研發支出稅收抵免政策，即用研發開支直接沖減當期應當繳納的企業所得稅，并允許超出部分向以后年度結轉使用。

同樣從完善企業所得稅制度角度看，楊默如認為，還可以允許科技創新與先進制造企業存貨采用“后進先出法”結轉成本；拓寬一次性稅前列支投資成本的項目范圍。

李建軍建議，未來可將現行僅適用于繳納企業所得稅法人企業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擴展到適用個人所得稅的自然人企業（包括個人獨資企業和合伙企業），實現支持研發創新的稅收優惠政策覆蓋的組織類型中性化；可考慮將階段性小型微利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改為長期性制度安排，把更多擁有較高活躍度和創新性的小微企業“扶上馬，送一程”。

從科技創新和制造業的特點來看，姚東旻認為，支持科技創新和制造業發展需要理順業務關聯、鏈條延伸、技術滲透的產業關系。這些要素趨向于向心式“長尾分布”，即以先進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為中心，其余產業需求分散但彼此聯系緊密。

因此，他認為，在推進結構性減稅降費的過程中，需要在以下兩方面重點發力：一是關注先進制造業之間的稅率關聯調節機制，增強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之間的融合互動。考慮到諸多現代制造業企業尚處于成長期，資金壓力較大，需要較大力度的稅收政策支持，可允許高科技產業、制造業在創業期限內提取一定比例的風險準備金并在稅前扣除，或適當延長現代產業的虧損彌補期。先進制造業的技術創新、供應鏈優化、品牌塑造等環節都與生產性服務業緊密相關，需要打通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的增值稅抵扣鏈條，例如，可以通過稅收減免政策鼓勵制造業讓渡非核心環節的部分服務給專業的第三方生產性服務企業，提高制造業對生產性服務業的服務需求以及生產性服務業的服務意愿。二是引導企業優化創新流程，降低技術創新成本。建議加大科技創新產業和制造業在創新技術市場化領域的稅收政策激勵力度，將無形資產的研發或購買費用也列入增值稅進項稅額的抵扣范圍、縮短現代產業無形資產攤銷年限等，引導創新資源有效配置，充分發揮技術創新對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引導社會資金流向現代產業的研發與生產領域，例如對金融機構向現代產業提供貸款的相關業務利息收入免稅、允許企業捐贈給現代產業的資金在稅前扣除等。

“實現減稅降費政策成效最大化還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需要多措并舉，在提高政策目標的組合性、協同性等方面持續發力。”楊默如強調，譬如今年1月1日起實施的《企業數據資源相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為企業加大數字資源運用和投入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環境，未來可考慮出臺更具確定性、鼓勵性的支持科技創新和制造業發展的組合式財稅政策。

本文轉載自國家稅務總局